大唐王朝首页-大唐王朝平台【大唐王朝娱乐注册登录首页】-GHDDI人物 为了全球更多人的健康他们给出了中国方案(主管:QQ66306964 主管:skype live:.cid.6c7b79dae5ec9830)新博2娱乐注册新博2娱乐“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未来几十年里可以致使上千万人死亡，那比较有可能是个高度传染的病毒，而不是战争。”比尔·盖茨在TED演讲中说，当他还是小孩时，最担心的灾害是核战争，而现在最担忧的全球性灾难却是高度传染的病毒。

　　他呼吁建立一个可以覆盖贫穷国家的全球健康系统，像备战一样做好应对此类病毒的准备。这个演讲发生在2015年。当时，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全球性传染病正威胁着无数生命，比如乙型肝炎病毒和肆虐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只是这些病毒大多困扰着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发达国家貌似构筑了篱笆墙安然无恙。

　　未雨绸缪，比尔·盖茨的呼吁得到了大洋彼岸的响应，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联合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于2016年在北京成立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下称“GHDDI”或“中心”）。带着“立足中国、惠及世界”的愿景，GHDDI专注于全球健康领域疾病的新药研发，尤其是抗病毒药物的新药研发，主要针对被忽略的、已存在的和潜在的传染性疾病。这类疾病通常在全球范围内患者群体庞大，尤其威胁欠发达地区的人群，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

　　四年后，2019冠状病毒病席卷全球，无论国别，无一幸免。人们终于意识到全球健康平衡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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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危机中，没有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唯有确保抗疫所需的工具与物资能够基于需求而不是支付能力分配，才能真正结束这场影响深远的大流行病。”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主任丁胜反复在多个场合强调。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22年1月12日，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已全面接种新冠疫苗，但同时期非洲只有不到8%的人口完全接种了疫苗。新冠疫苗分配的严重不平等，让人担忧新冠药物的分配也可能会出现“富国囤积，穷国难求”的局面。

　　“全球健康的关键是消除不平等”，丁胜的音调平和但语气坚定，“疾病是不应分等级和贫富的，患者得到治疗的机会也应是平等的。同样，欠发达地区人口常得的病，与发达国家人口常得的病一样，应受到同等的重视。”

　　不幸的是，像肝炎、结核病、疟疾这种多发于发展中国家的疾病，事实上沦为“被忽视的疾病”。由于商业投资回报不高，大药厂针对这类疾病的药物研发进展十分缓慢，当前的药物治疗仍需依靠几十年前的研究成果。

　　“为这些疾病开发新药，从靶点开始做真正的源头创新，构建更平等的全球健康”是GHDDI这样一家机构的创立根基。作为国内首家由外资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科研机构，GHDDI兼具了传统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的一些特征但又不尽相同，独树一帜。它能够独立运作，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和技术转化潜力。

　　这样的平台汇聚了一批硬核的科学家，他们怀着对全球健康事业的热忱与信念，为那些罹患“被忽视的疾病”的人们有药可医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像类似新冠这样的传染病，不发生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出现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席卷全球的重大损失。我们决定建立GHDDI的时候，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丁胜说道。

　　这是他回国参与筹建并担任清华大学药学院院长之后，支持中国生物医药科研发展的第二个身份。

　　此前，丁胜已是集诸多光环于一身的知名科学家，是干细胞和再生医学领域的权威，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C&EN）曾称他为“用小分子调控干细胞的先驱”。

　　这样的业界领袖为什么要选择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在中国排除万难做一个非营利的药物研发机构呢？

　　然而上世纪70年代至今，虽然慢性病、癌症等领域的新药层出不穷，用于结核病、疟疾等传染性疾病治疗的新药却屈指可数。全球对传染性疾病药物研发的投入严重不足和传染病患者出现耐药性等问题进一步给全球健康造成威胁。

　　尽管工业界拥有研发能力和资源，但由于新药研发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与仿制药不同，这种高度的创新投资大风险高，短期回报低甚至是没有回报，因而绝大多数以商业利益为驱动的生物医药公司对这些仅能带来微薄利润的“被忽视的疾病”的新药研发投入十分有限，甚至是不断退出相关疾病领域的研究。而专注基础研究的科研高校虽然有源头创新和探索，但并不服务于药物开发，不具备做药的能力与资源。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丁胜开始意识到，只有建立一个兼具研发能力和资源投入的平台，专注研发治疗这些“被忽视的疾病”的创新药物，才能真正解决全球健康问题。坚定这一想法的背后，是一个顶级科学家的专业信心：“只要投入足够的资源和人才，假以时日，总能研发出新药。”

　　彼时，丁胜了解到盖茨基金会希望在中国建立一家新药研发机构，借助中国的研发资源优势帮助解决全球健康问题。于是，他和盖茨基金会方面牵头策划，并提出与清华大学共同主办这一项目的初步想法。最终，这个想法在北京市政府、盖茨基金会和清华大学三方的推动下得以实现，GHDDI由此诞生。

　　▲ 北京市市长陈吉宁、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共同为GHDDI新址揭牌

　　GHDDI如何解决困扰全球健康的新药研发难题？丁胜提出了高效、实际的落地方案。

　　通过模块化药物研发，GHDDI搭建了多个关键药物研发和转化平台，包括业内领先的药物化学平台、先导化合物发现/高通量筛选平台、人工智能药物研发（AIDD）平台以及最早与清华大学合作建设的结构生物学平台。

　　与过往专注于具体科研的经历有所不同，作为GHDDI的领导者，丁胜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中心的战略发展上，诸如研发的顶层设计、寻找和对接全球资源、扩大机构的影响力从而带动更多的机构关注或投身全球健康议题等。

　　在丁胜看来，管理一家科研机构和亲身从事科学研究是有一定相关性的。“我说做科学是最难的，因为有太多未知需要基于假设去判断去尝试。这种科学研究必备的逻辑判断和执行力，在管理工作中也能融会贯通。”此外，丁胜还要运用自己丰富的药物研发经验带领中心各个管线的团队进行全球健康的药物研发。

　　通过自主开发或联合全球顶尖机构和企业，中心最初设置了结核病、疟疾、寄生虫感染、环境型肠道功能障碍和乙肝五大管线，研究阶段涵盖从早期药物发现到临床前研究。

　　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GHDDI迅速启动了针对新冠病毒的研发计划，聚焦小分子抗病毒药物研发、中和抗体药物研发以及疫苗技术平台及佐剂三大研发方向，同步推动新冠药物和疫苗技术的研发工作。

　　聚焦小分子药物这个决定，丁胜明白其中的挑战，“全球医药界对于疫苗、抗体药已有多年储备，但是却缺乏针对病毒的口服小分子药物的储备，需要更多的源头创新。”但是他依然迎难而上，因为“新冠的治疗最终还是需要疫苗、有效药物和非医学防控手段共同作用。而药物中，抗体药虽然开发速度快，但是使用不方便且更容易产生耐药性，并且生产以及运输储存成本高；口服药物虽然研发难度大，但成本低、服用方便，而且不需要冷链运输，可以更有效地在疾病早期使用。小分子药物作用机制的选择性比抗体药低，因此更有可能是广谱的，即针对变异或其他病毒也有作用。从药物创新的储备性投入角度来讲，非营利性的GHDDI有责任持续投入这样的药物创新研发，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传染病挑战。这也是商业利益驱动的药企难以聚焦的药物领域。”丁胜解释道。

　　目前，GHDDI研发的两种药物预计将在今年进入临床试验，一种是针对新冠病毒靶点的口服小分子抗病毒药物，另一种是吸入式药物，作用于激活人体自身免疫机制，同时起到广谱抗病毒的作用。

　　在GHDDI成立一年多后，丁胜敏锐地察觉到人工智能将在药物研发领域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他认为，从疾病认知到最后的药物优化，人工智能在全链条上的应用一定可以实现新药研发的“提效提速”。得益于此，除了自主研发药物外，GHDDI在疫情暴发短短十天内做出快速响应，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赋能全球的药物研发工作者。2020年1月23日腊月二十九武汉封城，大年初三GHDDI宣布向全社会科研人员免费开放药物研发资源，两天后，针对新冠病毒研究的一站式科研数据与信息共享平台“Targeting COVID-19”上线，成为当时全球最早搭建的新冠药物研究领域的开放信息平台之一，并得到科学界积极的反响，全球超过100家机构和个人提交了合作申请。当年12月，GHDDI正式对外开放三大人工智能药物研发平台在线人工智能虚拟筛选平台、ADMET预测评估平台和基于靶点结构的人工智能超高速虚拟平台，免费向全球的高校和制药行业提供新冠小分子药物虚拟筛选、ADMET成药性综合预测和评估以及基于蛋白质靶点结构的虚拟筛选等服务，加速和赋能药物研发。

　　丁胜说：“新冠疫情再一次提醒世界需要做好准备以应对全球大流行疾病相关的药物研发工作，等到疫情来临再开启为时已晚。新冠疫情的出现，更坚定了我们中心抗击全球健康领域疾病的使命。”

　　2020年大流行的除了新冠疫情，还有信息疫情。不仅中国，全世界的社交媒体和网络中过度传播各类不实疫情信息和治疗信息，让公众的恐慌和焦虑“雪上加霜”。该怎样正确解读曾一度被称为“人民的希望”的瑞德西韦的药效？如何看待不断出现的变异病毒毒株的风险？疫苗的有效性意味着什么？在已经被无限挤压的个人时间里，丁胜没有将这些铺天盖地的媒体问询拒之门外，而是尽可能详尽地向国内外记者分享专业知识，在媒体面前为公众答疑解惑。

　　“我确实也克服了很多心理障碍去面对媒体，”内向沉稳的丁胜说，“但是我觉得做这些解读是有实际意义的。像新冠这样的重大疫情，涉及的是多方面因素的平衡大唐王朝首页-大唐王朝平台【大唐王朝娱乐注册登录首页】-。公众、社会的认知以及政策的走向都会影响抗疫的进展。”

　　身份转换，使命不移。无论作为科学家还是机构领导者，对丁胜来说，“为了全球更多人的健康”而做药物研发的使命始终铭记于心、实践于行。“GHDDI的建立，是我们通过新药研发来应对全球健康挑战所探索的一种中国模式，解决其他国家不能解决的或正在解决的难题，真正做到惠及世界。”

　　五年间，从无到有，再到100多人的团队，GHDDI的落地与成长，离不开初始团队创业般的坚持。

　　丁胜高屋建瓴的想法不仅需要通过研发团队落实，还需要行政管理、财务、法务、IT等诸多工作来实现。而因为独特的创新模式，GHDDI从注册到落地运营遇到了各方面的难题。例如，由于从未办理注册过有外资参与的非营利机构，监管部门起初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机构从注册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创立之初，GHDDI的理事会很快发现，他们亟需物色一位首席运营官来承担中心“大管家”的角色，解决GHDDI棘手的运营问题。

　　像GHDDI这样一个链接上游学术界创新研究与下游临床开发的生物医药转化平台，同时又是国内仅有的政府资本与外资合作参与设立的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科研机构，“跨界”刻在它的DNA链条中。它的“大管家”也需要是一位既懂科研又懂行业，既有海外经验又扎根中国的“跨界”人才。

　　无独有偶，这位“跨界”人才当时就在清华大学药学院工作。彼时的陆漫春博士，在不同领域兜兜转转后，回到了自己喜爱的科研领域。

　　90年代末期，陆漫春从北京大学化学院毕业后赴美深造，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进行了博士后研究，又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MBA学位。

　　与丁胜不同，陆漫春走了一条非典型的职业发展道路，她在商业管理、生物技术研发及非营利组织管理等领域拥有丰富经验，曾先后担任跨国医药公司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的商务经济与市场战略总监、教育公益机构“美丽中国”总监、麦肯锡公司（北京）咨询顾问以及美国顶尖生物技术公司Affymetrix的核心产品开发研究员。在这一系列的履历中，教育公益机构“美丽中国”总监一职显得格外特别。

　　当被问到这样的职业选择出于怎样的考量时，陆漫春说，“其实当时也没多想，看到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愿景是：‘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内心就十分认同。”

　　就像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说的，“曾经的经历看似毫无联系，但是等将来你回顾过往时，会发现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所有走过的路都不是白走的路。”一路走来，陆漫春内心始终没有放下对科学的热爱，并且对公益事业愈加地向往。“要做有意义的事。”陆漫春提到，“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的愿望是去联合国工作，因为当时对联合国的单纯理解就是扶贫、维和，是一个帮助全世界的组织。”

　　怀着这样的初心，陆漫春加入GHDDI，开始了漫长的机构落地工作。在被问到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在GHDDI工作的感受时，“成就感”，陆漫春说，“我其实感到很幸运能加入正处于初创阶段的GHDDI，因为它是个特别创新的存在，这里的工作也具有非常大的挑战性。一路走来，确实十分不容易，但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觉得值得。”

　　“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必然会和现有制度产生摩擦。即便是创办这样一家机构的设想得到了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和盖茨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参与，GHDDI的注册、资金路径、建设运营再到科研落地的具体过程，每一步都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举办方甚至一度怀疑是否能走下去。举个例子，仅仅第一步登记注册就花费了七个月。”

　　好事多磨，新机构终于降生。陆漫春回忆，2016年8月17日，GHDDI顺利完成注册工作，拿到登记证书后，“团队每个人都很开心，各拿着证书照了一张相”。

　　“只要做新东西，中间的坎儿就特别多，因为创新的定义就是未知。”陆漫春回顾机构从注册到落地运营的历程时说，“大家通常喜欢谈创新，但是创新是有很大代价的，必须以实现目标为导向，这样难题才能不断被攻克。”

　　招募人才，是GHDDI创立之初面临的另一个难题。“那个时候招人是有难度的，尤其是我们希望招聘的都是国内外顶尖人才。现今生物制药领域热钱涌入，大小公司都在争夺高端人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对人才的不理性竞争。像GHDDI这样的非营利机构，专注做的是被忽视的疾病，招人的时候我们要和对方解释中心成立的意义和独特的吸引力。”

　　陆漫春在中心早期的宣讲活动中，花了大量时间向候选人介绍GHDDI到底是什么：它既是一所独立运营、非营利性质的创新药物研发机构，也是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国内科技领域的首次实践；它要攻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面临的重大疾病挑战，为改善全球健康作贡献；它与传统大药厂不同，扁平的组织结构可以让研发人员有机会参与药物研发的全流程，学习并收获不同疾病领域的药物研发经验和完整的跨部门系统协同工作的经验。

　　每每见到新成员加入GHDDI，陆漫春就彷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我觉得一家机构最重要的就是人。”她说，“GHDDI为那些对科研和公益事业怀有初心的科学家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大家为了共同的愿景加入GHDDI，反过来GHDDI也能不断吸纳新鲜血液发展壮大。”

　　作为一名在科研领域工作的女性，陆漫春补充道，“大家通常以为科研领域女性非常稀少，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女性正在从事科研工作，GHDDI各个部门都有很多女性力量在发挥重要作用。而之所以有很多女性科研人员愿意加入GHDDI，我认为是因为大家具有深刻的同理心和共情能力，真正认可GHDDI的愿景和使命：为了全球更多人的健康。我们愿意贡献自己的智慧和研发能力，创造出更多的新药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健康挑战。”

　　GHDDI的建立，旨在为全球健康药物研发领域注入创新原动力，成为连接全球药物先期研发前沿机构与下游临床开发单位的重要枢纽。由此，开发有效的转化通路，系统化地加速重大科研发现向临床药物和疗法的应用转化是GHDDI的主要目标之一。

　　通常一种药从研发到上市并持续治疗病人要经历非常多的环节，平均而言需要10年的时间和10亿美元的投入。而作为非营利机构，GHDDI设立的时间表更像大药厂，紧迫性十足。“机构成立5年这个时间节点，需要能开发出临床候选物”，GHDDI首席科学官袁鹰博士在采访中反复提到。GHDDI的优势从何而来呢？

　　除了中国特色优势之外，GHDDI独立运营的机构性质也造就了汇聚世界顶尖资源的能力和国际合作的潜力。“针对全球健康领域疾病的药物研发投入本来就十分有限，因此整合与优化全球范围的各方资源，减少同样工作上的重复投资显得尤为重要。PPP的模式以及盖茨基金会的投入，使GHDDI拥有更灵活的对外协调和合作能力。”袁鹰谈到。

　　在这方面，GHDDI与另一家专注于药物转化研究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加州生物医学研究院（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Biomedical Research，简称“Calibr”）建立合作，站在彼此的肩膀上共同开发疟疾新药。这种互通有无的配合，还在不断被延伸到与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TB Alliance）、冠状病毒欧洲加速研发联盟（CARE）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对内，袁鹰专注于GHDDI研发管线和药物研发系统的完善，管理和促进各个研发项目和技术平台的推进和资源协调，加强科研团队的工作效率和人才培养。这位在国内外药研领域深耕近40年的科学家，在分子生物学和病原菌（尤其是结核杆菌）致病机理方面拥有在美国NIH的7年学术研究经验，在抗菌药物和疫苗研发领域积累了23年的制药工业研发经验。从靶点筛选到苗头化合物的发现再到临床研究，他兢兢业业用大半生的时间画上了药物研发的整个圆。这些岁月的历练，给了他更高的视野，“总有能进步的空间”，是他对于GHDDI研发团队精益求精的要求。

　　袁鹰坦言，在GHDDI工作的最大的感受是挑战比想象的要大，做创新药是长期并且会面临无数次挫折的过程。然而压力和动力并存，困难与信心并存。这源于袁鹰对于中国药物研发能力的认可与期待。“在解决全球健康疾病方面，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头者。”袁鹰说，“相信GHDDI能在成立的第二个五年中在中国为全球的抗新冠、抗结核以及抗疟疾新药研发中做出持续和更大的贡献。”

　　32岁离开北京出国求学的袁鹰表示“国内生物医药的政策不断改进和向好，如果能够贡献一些个人的力量和经验，也可以在中国为药研行业做点事情。”被他“一些经验”一语带过的其实是在美国辉瑞、博腾制药及中国丹诺医药曾经领导或参与了人和动物抗菌新药从早期立题到II期临床试验的全过程；领导管理过辉瑞在中国抗感染研发中心的科研筹建，以及多个研发课题和IND申报的临床前研究。

　　谈起对GHDDI的预期，他眼神笃定，“我希望GHDDI打造的平台能够成为世界一流，成为转化研究的行为榜样，也成为应对细菌性感染和病毒感染的快速反应基地。”

　　当全世界将关注投向新冠疫情时，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其他全球传染性疾病正进一步威胁着数百万人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新发结核患病人数达987万人，约有150万人死于结核病相关疾病。然而，结核病防治工作因新冠大流行而进一步受挫。许多国家将原本用于结核病领域的资源转用于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

　　“总得有人坚持下去，距离2030年全球消灭结核病的目标还有不到十年时间，机会窗口期很有限了，相关药物研发的工作刻不容缓。”陈烁强调。

　　在加入GHDDI的四年多时间里，陈烁始终致力于结核病领域的药物筛选任务，即推动苗头化合物向先导化合物过渡。疫情期间他更是只争朝夕，加班加点工作。目前他的项目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他负责的课题组着重于结核菌的蛋白质合成与分解代谢的分子机理研究，以此为靶点进行药物筛选并辅助后期药物设计优化；他们也兼顾细菌细胞壁上功能蛋白和小分子配体的构效关系的研究。目前课题组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首次发现了好几个不同系列的苗头化合物，建立并丰富了抗结核药物管线。接下来中心的化学部门将对已得出的两个化合物进行合成，以用于后续的动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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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进展让陈烁感到兴奋，因为一切来之不易。对他而言，科研这条路并不平坦，但是他一直在坚守。

　　1995年，26岁的陈烁辞去在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工作，前往美国攻读生物化学制药专业，追求自己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并于2000年获得药学博士学位。但当他完成学业准备大展身手时，他研究领域的抗生素由于利润低、研发成本高且流程繁琐，已不再是美国大药厂和华尔街金主们青睐的标的。不愿向市场低头的他，仍然决定致力于本专业的研究，先创办了早期药物研发生物技术公司，后又在美国Ionis Pharmaceuticals, Inc.的小分子药物部门任高级研究员，开创性地用生物信息学和基因组学的方法寻找细菌非编码小RNA作药物靶点。

　　受“911”的影响，陈烁所在的公司转变了研发重点，让陈烁逐渐远离了治疗药物的科研。

　　出于对基础研究的兴趣，陈烁最终决定离开工业界重归校园从事科研工作。先后在Scripps研究所担任研究助理，以及俄亥俄大学生物系担任助理教授，并建立了链霉菌微生物学及抗生素生物合成实验室。

　　功夫不负有心人。峰回路转，2017年，陈烁关注到GHDDI招贤纳士的信息，在了解到中心专注结核病等全球健康疾病后，他心中对抗生素小分子药物研发的理想再次被唤起。

　　加入新环境的陈烁不仅找回了内心所向往的科研志趣，他的背景和经验在GHDDI也得到了最大化的发挥，特别是他有关细菌基础生物学方面的研究经历。“只有了解疾病背后的原理，我们才能更深入地开发更有针对性的创新药物。”陈烁说，“中心为我的专长提供了巨大的施展空间。”

　　“我现在很满意，”陈烁表示，“GHDDI作为一家药物转化机构，为我提供了实现科研构思的可能，让我能够更快地把想法推向离病人更接近的药物研发上。”

　　虽然每一位科学家过往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对于科学和公益事业的一致追求让他们殊途同归，为了全球更多人的健康相聚于GHDDI，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人才团队。

　　GHDDI理事长、清华大学副秘书长、北京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院长金勤献博士在回忆机构创立之初时表示，“GHDDI成立的2016年前后，正赶上国内生物药企蓬勃发展之际，在资本的加持下，人才市场高薪抢人的现象屡见不鲜。GHDDI能够吸引这么多国际化的一流人才，得益于PPP的创新机制，为这些科学家们提供了得以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平台以及各项保障。科学家们凭借这样的平台，有充分的研发工具，充足的国内外资源，可以逐渐构建属于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和转化能力。在这种创新机制下，机构、政府等各方也得以发挥各自优势，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共同推动全球健康事业的发展。”这位在技术转移与产学研一体化领域深耕多年的权威专家表示。

　　“我们希望GHDDI能成为一台创新播种机，持续开拓全新疾病认知，创造突破性技术，培养顶尖人才，再通过输出这些创新原动力，催生更多同类的新型机构甚至是企业去开发不同的新药项目，推动生物医药领域的全面发展。”丁胜表示，“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将中心打造成为中国药物研发连结全球顶尖资源的重要枢纽和标杆，对全球健康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我们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机构和个人与GHDDI开展合作，以实现改善全球健康和人类福祉的目标。如您有意向与GHDDI合作，请致函。